摘要：俾斯麦式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战略不够高明，而是他防备短期不可见风险的智慧不被大众所理解，这种不能被大众理解的政策，在除英美以外的近代国家是注定难以长期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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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德国政治家俾斯麦是现代政治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本人的远见、智略和手腕远远超出他死后一百年来的任何政客。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俾斯麦对局势的发展做到了极为准确的预估，对胜利的边界把握到了极致，当统一完成之后，他清晰地洞察到一个未曾显现的风险，并使之整整延后了三十七年，直到愚蠢的德国人自己破坏了这一切。连自恋如许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描述俾斯麦的一生时，都不禁感叹（俾斯麦与黎塞留）“如几何般精准度量人心”。
然而，令人的遗憾的是，1890年，当伟大的俾斯麦离开政坛之时，他的外交政策却不仅遭到了皇帝威廉二世、首相卡普里维这样的政治家反对，也遭到了外交部资深外交专家赫尔斯泰因迈、驻俄武官施魏尼茨、驻土大使拉多维茨的普遍反对。
事实上，威廉二世和卡普里维虽然缺乏俾斯麦的远见卓识，但也不乏对专家的敬畏，1890年，针对是否继续签署俾斯麦所热衷的《德俄再保险条约》，卡普里维召集原先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过的专业外交官讨论，没有一个德国外交官支持继续实行俾斯麦的对俄政策。
一位如此伟大的外交家，其外交政策竟然在其下台后被完全废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嘲讽。那么，俾斯麦外交为何会被德国政界和外交界抵制呢？
▲退休后的俾斯麦在自己的庄园
一个未曾出现过的风险
在我看来，俾斯麦外交悲剧命运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位伟大政治家终其一生都在防止一个未曾出现过的危险——列强对德的联合扼杀。
1875年，俾斯麦目睹法国实力恢复后，曾经扬言对法国再次宣战，以此试探列强态度。结果，俾斯麦的政策遭到英国、俄国和奥匈的一致反对，见此，俾斯麦即知晓德意志的强国地位已经引发周边列强的恐惧，如果德国不能谨慎行使自己的实力，恐惧的本能就很可能驱使周边列强联合起来扼杀德国。
随后的俾斯麦政策即是基于这种认知行事，无论是联奥，还是亲俄，以及亲英，或者挑拨列强互相残杀，其目的都是如此。
然而，俾斯麦政策无论效果多么显著，其不能逃脱的困境就在于，他仅仅是防止一个只有他真正意识到、且未曾出现的危险。假如他的政策成功了，也只是使事态没有变得糟糕，那么就意味着俾斯麦眼里的成功在外界看来不过是无所作为；假如他的政策失败了，那就更没有意义了。
即俾斯麦后半生精妙外交的成功，是一个人只有俾斯麦本人才能理解的成功。这种成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验证，那就是俾斯麦外交致力于防范的忧虑，在俾斯麦外交被抛弃之后成为现实，并遭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遗憾的是，俾斯麦后期外交的成功，即是一场毁灭德国的灾难被证明的。一场只有被灾难才能证明其价值的外交又怎能获得常人的理解？如同只有被百年不遇之火灾才能证明价值的灭火器一样，被束之高阁是其命运。
这即是这位大外交家的不幸。
违反本能和常识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困境，就在于他违背了一个人类爱憎和虚荣的本能，而这两种本能将驱使后继者背弃他的政策。
1、俾斯麦的外交违反了公众的爱憎本能。
在俾斯麦的外交中，奥地利帝国的日耳曼同胞身份只是俾斯麦与之接近的借口，而非鼎力支持其的理由，每当俄奥发生冲突的时候，俾斯麦对奥地利的保证仅仅局限于不使其崩溃，这种低级别保证事实上早被德国外交界和舆论界所反对；
而俄罗斯的野蛮、粗暴和落后尽管被德国公众厌恶（就像今天西方和中国厌恶沙特王室一样），却从未成为俾斯麦反对俄国的理由，终其一生，对俄外交都是俾斯麦外交的重中之重，将俄罗斯牢牢地拴在德国友谊的牢笼中，乃是俾斯麦政策的核心之一——但对俄的厌恶情绪，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德国外交界和舆论界的普遍现象。
俾斯麦下台后，俄国沙皇和外交大臣吉尔斯多次要求续签《俄德再保险条约》，但都遭到了德国外交界、政界和舆论界的反对，事实上，在历史的迷雾中，只有俾斯麦坚持这一点。
对法外交同样如此，俾斯麦身为君主保守政治家，却在历次法国大选中，鼎力支持法国最激进的共和民主派，反对与自己意识形态类似的保守君主派，其原因在于只有最激进的共和民主派，才能最大程度上加剧俄法之间的意识形态猜忌和憎恨（俄国是保守君主国），然而这种违反意识形态本能的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德国政界和外交界的反对——如德国驻法大使阿尼姆就激烈反对俾斯麦支持法国共和派，认为俾斯麦没有真正的价值观和良知。
尽管法国是敌国，英国是友邦，但俾斯麦却支持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俾斯麦认为，非洲殖民地扩张既不能增加可用的人口和市场，也不能带来实际收益，且统治成本极高，更会带来外交冲突——俾斯麦认为法国的非洲殖民扩张是典型的愚民选票政治，毫无实际意义。所以，俾斯麦鼓励并支持法国在非洲扩张殖民地，消耗其财政和国力，同时加剧英法冲突，防止其结盟。这项政策遭到了德国舆论界和外交界的猛烈抨击。
由上可知，俾斯麦每一项主要外交政策，都违反了人性的爱憎本能，其政策情感是扭曲的，除了俾斯麦这种大政治家，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并继承这种无情的政策。
2、而且，俾斯麦的政策，也违反了人的虚荣心。
1882年，当埃及爆发反西方起义的时候，英国军队大举介入，引发了法国的不满。当时的德国驻埃及亚历山大港领事冯泽赫玛表示“要求德意志帝国出兵埃及，以显示其维持国家威望的无上决心”。俾斯麦看到电文后，痛加驳斥，称“一种致力于维持国家威望的外交是愚不可及的政策，德国在埃及的最大利益从来不是什么威望，而是英法关系的进一步破裂。”
同样，当德国的殖民扩张主义者，为俾斯麦递上一份非洲地图，希望俾斯麦在非洲大展宏图、展现德国威严时，俾斯麦却不咸不淡地表示“你的非洲地图非常好，但我的非洲地图却是放在欧洲，这儿是法国，这是俄国，这是英国，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俾斯麦显然对这种大国崛起的虚荣心不屑一顾。
针对德国公众要求建立大海军，实现伟大帝国崛起象征的诉求，俾斯麦表示“德国在拥有世界第一陆军时，再进一步扩大海军，只会将自己的国家推向众矢之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RolfHobson》。
总之，俾斯麦的外交严重背叛了人性的虚荣本能，除了俾斯麦这样的人物，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虚荣心的诱惑。
非学术化的思维
更需要意识到的是，俾斯麦并非专业的外交学者出身，他读书时期的爱好并非国际关系，而是历史学和外语，他仕途的第一步并非外交官，而是乡下的河堤官。考虑到他青年时期的赌博、放纵、破产和失意生活，他或许更理解人性，但他很难像麦金德、豪斯霍弗尔或布热津斯基那样通过编织理论，将自己的外交思维抽象化。
毕竟，俾斯麦的外交是一种对具体事务深刻理解的经验总结，而非对外交世界的抽象化概况，更不是编制种种新的名词以加深其鬼神莫测的印象。这使得他的外交思维很难被学界所接受。
麦金德、豪斯霍弗尔和布热津斯基都善于编制各种新概念，描绘各种大战略来阐述其思想；俾斯麦则善于理解人性，从而预判局势，把握局势的发展。双方各有所长。
据俾斯麦的儿子赫托所言，俾斯麦可以一眼看穿拿破仑三世的虚弱本质，却无法将其外交思维合理的阐述给后人。作为一位演讲家，俾斯麦的是欠缺的，他的“铁血演说”实际上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负面效应，这显然是他不善言辞的表现。
这就使得他本已极为复杂的外交思维更难被人理解。与那位伟大的邓先生一样，他们都是在外交上只抓本质，却在阐述其思想上颇不以为然的历史巨人。
结语
因此，俾斯麦外交最终沦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首先，俾斯麦后期的外交是一个看不到功绩的外交。俾斯麦看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未曾看到的风险，并致力于防止这个风险，在其他人看来，他就像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只能引发嘲讽而不能加深尊敬。
其次，俾斯麦外交违反了德国人民的本能，俾斯麦作为黎塞留式的政治家，本身没有对爱憎虚荣的强烈欲望，但他的人民和部下有，这就使得俾斯麦的政策很难被继承。
更糟糕的是，俾斯麦不屑于抽象理论化的外交思维，他倾向于以历史来验证其先见之明，但历史的验证往往是灾难性的。
总之，这就是一个超凡伟人与普通继承者、大众结合的普遍悲剧。俾斯麦不相信德国民族的特殊性，但德国人民却对此充满自信；俾斯麦不相信德国民族能够以一挡十，但德国人民相信自己可以。最终，历史毁灭了德国的崛起，倾覆了巨人的基业。
这不仅仅是俾斯麦的不幸，也是黎塞留、塔列朗、梅特涅等所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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