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依旧很强烈，为此，央行对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制也进一步加强，但管制或许又会强化了贬值预期。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及经济增长前景等是否是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从购买力平价角度看，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都属于过度贬值了，原因何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在前同事王晓东的启发和支持下，至少对有关汇率决定因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1为何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易超贬
为何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一般都会贬过头呢？逻辑很简单，因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而言15万日元等于多少人民币，它们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都差，主权信用评级也差，这好比一个是主板股票，另一个是新三板股票，前者的流动性很好，财务透明度也高，估值水平当然可以比后者高。从理论上讲，风险溢价通常等于流动性溢价加上信用溢价，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险溢价率较高，故超贬现象就成为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都对各国货币估算出一个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平价（PPP）， 有人统计过，当2011年全球的名义GDP总额超过72万亿美元的时候，按IMF估算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达到90万亿，也就是说，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货币总体被低估了约25%，当然，这当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被低估。
如IMF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6年俄罗斯人均GDP为26109美元，但名义人均GDP只有8058美元，比中国还低，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卢布兑美元汇率或被低估了2.24倍（26109/8058减去1）；同理，印度被低估了2.87倍，巴西被低估了0.77倍，中国被低估了0.83倍。我们不妨把这些倍数称之为本币的风险溢价率。
2016年各国人均名义GDP及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
虽然购买力平价是理论计算结果，但基本能够如实反映在不同国家使用等额美元所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差异。中国相比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俄罗斯，风险溢价率要低很多，这是否外汇管制有关呢？如作为高收入地区的台湾，新台币的风险溢价率也高于大陆的人民币。
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名义汇率之所以会出现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靠货币扩张来应对经济难题，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五国也莫不如此。如1976年末，1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为8.97，如今则上升至66.7，过去40年里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竟然达到644%，俄罗斯更是贬值了80多倍（1976年底1美元=0.74卢布）。中国过去40年的贬值幅度还不算大，虽然超过250%，但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外汇管制有关。
此外，外贸顺差和外资的大量流入让中国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对于稳定币值是否有贡献呢？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2决定汇率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外汇储备越多，说明对应的外币资产越多，那么，本币的稳定性就越好。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少，尤其是金砖四国，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外汇储备在全球排名都在前十位置，但名义汇率都大幅低于实际汇率。即便像中国台湾这样一个外汇储备全球排名第三的地区（4340亿美元），名义汇率也是超贬的。
外汇储备与汇率之间关系不大
王晓东专门研究了1973年年初至今的美元指数（major，指对欧元、日元、英镑等7个主要国际货币）的走势，发现美元指数至今只贬值了15%左右；但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约20个国家货币的美元指数（OITP）同期升值却超过70倍。尽管相对于major国家，OITP国家的经济整体上蓬勃向上，但汇率却无一例外地出现超大幅度贬值。
1973-2016年美元指数（major和OITP）走势
为何美元指数（OITP）的升值幅度如此夸张呢？如果既非外汇储备不足的原因，也非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那只能是货币超发原因了。因为汇率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供需关系。如印度这两年的经济增速在全球领先，已超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印度卢比却依然维持贬值的走势。
美元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贬值只15%，变化幅度之小真是匪夷所思，因为毕竟经历了43年时间，美元指数（major）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小，说明发达国家大多没有滥发货币。如日本这些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出口都非常乏力，且还实行负利率，但日元对美元却没有出现趋势性的贬值或升值，如目前美元兑日元在106左右，与10年前的汇率水平（100左右）相差很小。
日本2006年末的M2为714万亿日元，如今只提高至940万日元，10年的M2累计只增长32%。为何日本的货币增长如此之慢呢？原因是这10年间日本的贷款余额在不断下降，尽管GDP总体仍是上升的。但中国这10年的M2大约增长了345%。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它们央行在货币投放上都很疯狂，但商业银行却都很节制，这是发达国家币值稳定的根本原因。
但新兴经济体却不一样，如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并不算多，今年8月，央行总资产为33.4万亿（2008年为19.9万亿),过去八年总资产规模才增长了67.8%，且大部分基础货币投放都是因外汇占款而产生的（约为26万亿），这说明央行并没有明显做大资产负债表的意愿。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则是在法定准备金率高达15%的情况下，依然大肆扩张信贷规模，如2000年年初中国信贷余额只有9.3万亿，如今已经达到108.3万亿，扩大了10倍以上。信贷扩张的速度远超GDP增速，其结果是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额要超过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以上。
因此，决定汇率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就像通胀是货币现象、房价是货币现象一样，汇率也是货币现象，货币一旦超发了，其能量总会释放出来，要么通胀，要么资产泡沫，要么货币贬值。只是货币超发的过程未必会通胀，也有可能通缩；未必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或许还会出现资产价格的低估；不一定马上出现货币贬值，也有可能升值。但从长期看，货币超发肯定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和货币贬值。
至于经济增速、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规模等对汇率的影响，可能比较间接些，也很难定量。或许它们的实际汇率的影响更明显些，如体现在购买力平价上。但实际汇率的“实际意义”似乎不大，因为绝大部分人只关心名义汇率，并以名义汇率来衡量财富和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
3管制之下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中国加入了SDR，说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但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似乎总比预期的要慢，尤其当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升之后，外汇管制也随之加强。管制的加强究竟会减弱预期还是会加强预期呢？人民币有离岸价和在岸价，离岸价总是高于在岸价，但价差并不大，似乎表明在不管制的情况下汇率的贬值空间也不大。但毕竟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也不能自由进出。
如中国与印度相比，同样都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印度的浮动幅度要大于中国。在金融的开放度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这就给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下开放条件下的贬值幅度还有多大留下了悬念。
不少人在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汇率长期不断波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在管制条件下均衡汇率难以形成。那么，有没有可能计算出一个“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呢？
王晓东认为，可以通过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来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如以2000年为基期，当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28:1；同时，GDP按2000年作为不变价计算（按目前修正后数据，下同），2000年的M2规模为13.5万亿，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77元，如今，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27元。美国2000年1美元M2对应的GDP为2.6美元，如今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3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6:1。
依据这种挂钩GDP与M2的比值变化来推算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显得有点简单粗暴。首先，2000年的时候，人民币汇率8.28:1是否属于均衡汇率也是要打问号的，尽管当时的外汇黑市价与官价都很接近了。
其次，不仅因为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在计算口径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中国的GDP有所低估，而且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GDP缺乏可比性，如中国GDP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过去一直超过50%，而美国不足20%，第二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可贸易品，属于全球定价的，而第三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不可贸易品。因此，GDP统计口径和结构性差异也可以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上体现出来。
第三，选择不同的基期，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又会出现差异。正如王晓东又以2006年作为基期（人民币步入升值阶段），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8.08，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元人民币M2对应0.63元GDP，如今为0.32元GDP；同时，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97美元，如今为1.19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为9.5:1。
尽管用M2/GDP的比值关系来推算理论汇率存在很大问题，却反映了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即过去20多年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GDP的规模来说，多得有点离谱，尤其在2009年之后货币增速继续高增长是有违常理的，因为经济增速与货币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不宜过大，不要因为CPI没有显著上升就以为提高M2增速问题不大，如前所述，通胀、资产泡沫和贬值都是货币过量投放的多种表现形式。
GDP作为产出指标，必须关注其背后的投入量究竟多少，是否合理。比如，2014年的GDP目标为7.5%，M2增速目标为13%；2015年GDP的目标为7%左右，M2的增速目标是12%；2016年GDP的目标为6.5%-7%。但M2的增速目标却提高至13%，显然是投入多产出少，目前，货币过量导致的问题至少在资产和汇率两个指标上都体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的现象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M2增速也大幅上行，美国全部储户的基尼系数居然已经高达0.48，这或许也是导致川普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奥巴马在过去8年的执政期间过多利用了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去“占领华尔街“，川普则主张多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让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日元升值原因：近年来美国M2增速显著快于日本
在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之前，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开盘价）在很大程度上由央行干预制定。这导致在811汇改之前，第二天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通常不等于前一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盘价。当市场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央行倾向于通过低开中间价的方式来抑制人民币对美元过快升值。而当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时，央行则倾向于通过高开中间价的方式来抑制人民币兑美元过快贬值。
4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优点与缺陷
811汇改的核心，恰好是央行放弃了对每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干预，而是让每日中间价在更大程度上参考前一日收盘价。事实上，在811汇改后的短暂时间内，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其实就等于前一日汇率收盘价。但由于当时市场上存在显著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放弃中间价干预的结果，自然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显著贬值。为了抑制人民币贬值，央行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此举又导致外汇储备显著缩水。
从2015年年底以来，央行出台了两项全新对策来实现既抑制人民币兑美元过快贬值、又降低外汇储备消耗的目标：对策之一，是央行显著收紧了对短期资本外流的管制，这从源头上削弱了市场上抛售人民币购入美元的行为；对策之二，是从2016年年初开始，央行转为实施新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
根据央行在201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官方解释，在新机制下，做市商在提供每日人民币报价时，需要同时参考两个目标。一是前一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收盘价，二是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篮子货币汇率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根据央行给出的具体例子，央行事实上要求，做市商在给出每日汇率报价时，上述两个目标的权重各占50%。
迄今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新机制实施已经半年多时间了。2016年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走势可以用“两升两贬”来概括。在2016年1月8日至3月底以及2016年7月18日至8月1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而在2016年4月初至7月中旬以及8月下旬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人民币兑CFETS篮子的汇率走势分为两个阶段：在1月初至7月初，人民币兑篮子汇率持续贬值；而从7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大致保持稳定。我们的模拟表明，从2016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走势，基本上遵循了央行宣布的中间价定价新规。
那么，应该如何来评价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新机制呢？小编认为，这一新机制具有两大优点与两大缺陷。
优点之一，是新的中间价定价机制具备有规则、透明、可验证三个特征。首先，上述人民币定价的规则相当清晰，也即参照两个等额权重的目标；其次，央行已经将这个汇率定价机制公诸于众，因而该机制是透明的；再次，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利用市场数据来验证央行是否遵循了上述规则，因此该规则是可以验证的。换言之，与过去央行不透明地干预汇率中间价相比，新机制的确是一种进步。
优点之二，是新机制下的短期汇率走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市场参与者很难判断短期汇率中间价走势，从而有助于遏制投机。如前所述，由于在每天早上报价时，做市商除了参考前一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盘价之外，还要参考前一日人民币兑各种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势。事实上，要准确猜测人民币兑十余种货币汇率的走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很难预测第二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走向。这种短期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可以起到分化市场预期、抑制投机活动的作用。
缺陷之一，是新的汇率机制可能并不能导致外汇市场出清，这意味着汇率扭曲可能长期存在。如果要出清外汇市场，就必须让汇率基本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事实上，参考前一日汇率收盘价，就是在参考市场供求。然而，新机制还要稳定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这就意味着，新机制下的汇率运动方向可能与市场出清方向背道而驰。举个例子，假定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压力，然而与此同时，美元却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强烈贬值。这就意味着，在新机制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很可能不贬反升。换言之15万日元等于多少人民币，如果外部冲击的方向与市场出清的方向相反，这就可能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扭曲、而非缓解扭曲。
缺陷之二，是新的汇率机制可能引入不必要的外部冲击。再举个例子。假定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恰好处于均衡水平上，既没有升值压力，也没有贬值压力，这时汇率的理想状态自然是不动。但是在新机制下，只要美元兑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出现波动，就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发生不必要的变动。这就意味着，不必要的外部冲击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不合意的变动。
人民币汇率定价新机制之所以存在上述两大缺陷，归根结底，是源自央行试图把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与盯住一篮子（Basket Pegging）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汇率制度强行捆绑到一起。实施自由浮动的目标是让外汇市场出清，而实施盯住一篮子的目标是稳定对外贸易（外汇市场通常并不会出清）。强行把这两种制度捆绑到一起，固然从机制上看是透明的，也能够抑制投机，但结果是既没有经济理论作为支撑，又可能时常产生冲突。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新机制很可能既不能出清外汇市场，也不能稳定对外贸易。
因此，小编认为，当前的中间价定价新机制，只能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未来中国必将走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我们应该进一步克服浮动恐惧，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让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本国市场供求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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