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大量斯拉夫人定居在东部领土，同犹太人一样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元素”。
波兰公务人员仅因发表一篇评价德国在英德对立紧张局势中角色的文章，便被判处一年半监禁。在俾斯麦时代和威廉德国时期，内部始终存在对斯拉夫人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
最后，还有一处细节值得进一步思考，即俾斯麦时代及以前的德国在文化维度对俄国的认识。
尽管两国在地缘安全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但从民族构成和信仰体系看，俄国同属于“德意志凝视”视角下应被日耳曼化的斯拉夫民族。
此外，两国在身份认同的核心概念上也存在天然的对立。德国长期以“继承罗马”自居，认为德意志民族处于世界的中心，承担了扩展基督教版图的世界主义光荣理想。
而经历了“罗斯受洗”的俄国自视为“第三罗马”，同样认为自身作为“神选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可以说，双方的国家定位和发展路线存在一定的对冲隐患。
结合上述，德意志在文化维度与“东方”的分歧实际上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对立，彼此之间缺乏认同。
基于德意志民族的排他性，致使德国形成自我定位的过程往往伴随针对“东方”的扩张主义和排外主义。总体而言，德意志视角的他者形象深刻影响了德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形成。
德国不仅在地域上处于传统东西方划分的交界地带，其身份认同的构建也介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并基于自我定义的世界中心视角，将东西方都划入了对立面。
其中微妙的区分在于，德国与西方的对立是在一定的共识基础上竞争国际体系中的优胜地位，双方实力经历过此消彼长的来回拉锯。
而德国与东方的对立则是将对方视为可征服且理应征服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对东方的占领切实壮大了自身实力、提升了自身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如果在确定自身定位时面向西方，就存在与西方国家爆发对抗的可能性。
如果在确定自身定位时面向东方，就不得不面对与俄国、奥地利等大国的博弈，作为其东部防线后盾的德俄友好关系也会受损。
进一步而言，如果德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威胁，或者说“西方”和“东方”为对抗它走向联合，德国的命运不言而喻。
一、“继承罗马”路径的偏离
作为帝国的立国阶段，俾斯麦时代确立国家角色定位首先面临着阐释身份认同的挑战，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回答新的国家身份赖以构建的基础，二是明确国家身份的核心概念。在这一维度，俾斯麦主要在德意志传统文化身份和普鲁士政治路线之间进行权衡与取舍。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划分为“公民的”和“族群的”民族主义。
由于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与民族主义的孕育、发展并不同步，且缺乏启蒙运动和民主政治理念的思想根基，“族群的”民族主义往往以共同的语言、血缘和礼俗文化作为认同基础。
在俾斯麦时代以前，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基础与“族群的”民族主义特征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而非基于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形成。
对于德意志人而言，明确的国家范围和民族界定是模糊的，识别同族的方式也是留待讨论的，因为拥有共同语言、血缘和文化传统的人并非全部居住在德意志境内。
德意志境内也居住着大量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体貌特征和礼俗文化相异的外来族群。宗教改革使德意志人首次迎来了构建统一身份认同的节点。
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德语的创举使德意志民族逐渐以共同的语言构建文化身份认同。
德语作为通用口语和书面语言进行传播，成为德意志境内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开启了以文化成就赋予德意志民族身份自豪感的进程。
这种以德语使用范围来划定德意志国家边界的思路在此后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存在缺憾的是，语言文化层面的认同未能向政治领域扩散、移植。
一方面，路德本人在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倒退”立场，强烈反对农民战争，将宗教改革运动带入疏远政治的方向。
另一方面，德意志境内日益强盛的邦国势力在运动中获得了强化世俗权威的信仰支持，进一步延缓了统一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
直到德意志帝国成立，德意志人仍保留了此前身份认同的界定标准。
由于俾斯麦参考“小德意志”方案推进德意志统一、构建德意志国家，其对国家身份认同基础的构建也关系到解释帝国合法性的问题。
在排除部分德意志传统领地的前提下，德意志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不足以支持由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核心圈层之外的普鲁士领导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并继续作为统治核心存在。
尽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俾斯麦时代是德意志民族获得政治身份的开端，但他本人并未以诉诸政治的方式构建身份认同的基础。
而是继续借助文化手段来凝聚民族共识，塑造身份认同的普鲁士底色。为了对新的德意志帝国和由哈布斯堡家族领导的旧的神圣罗马帝国进行区分。
同时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进行区分，俾斯麦引入了与罗马天主教规范形成对立的新教原则，该原则是对普鲁士信仰标准的高度概括。
在核心内涵上，它强调个体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结果导向上，它推进个体对权威的服从，使其内化为信仰体系的一部分，极大地提升世俗权威的地位和控制力。
新教原则被置于“文化、社会和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界定帝国身份认同的规范。在确立文化标准的基础上，俾斯麦将新教原则注入了政治国家的构建进程。
参照这一原则，国家成为宗教义务和道德行为的适用范围，世俗权威表现出软化甚至取代教会的趋势，既使得宗教文化标准日趋世俗化，也赋予了国家治理和民族主义宗教色彩。
1872年，俾斯麦在普鲁士上议院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1866年以来，罗马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新教帝国的前景已然出现。
这种自上而下的、借助政治权力强势确立身份认同标准、又以共同的文化准则塑造帝国形象的路线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得到了坚持。
在被迫卸任帝国首相之后的1892年，俾斯麦依然在耶拿市集广场宣誓称“接受新教帝国的世俗领导，并效忠于它”。
统一文化标准的确立也象征着俾斯麦放弃了将德语作为帝国身份认同基础的路线。
在保留语言认同的前提下，从“小德意志”到排除非德语区后的“大德意志”方案的跃升始终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理想。
对此，俾斯麦严格遏制国内的民族运动势力，反对居住在帝国版图以外的奥地利、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加入德意志帝国，明确否定了实现“大德意志”的可能性。
可以说，俾斯麦打造身份认同基础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即遵循以文化标准确认民族身份的路径，将普鲁士的文化准则提升为帝国全境共同遵循、服从的标准。
从而构建、稳固普鲁士对帝国的文化与政治统治。但客观看来，这种背靠政治强权推进的共同标准掩盖了帝国境内信仰体系分立的事实。
俾斯麦时代阐释身份认同的第二个任务是明确帝国国家身份的核心概念：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还是普鲁士的再扩大？
在神圣罗马帝国长期以牺牲民族和国家身份为代价的普世主义统治下，德意志境内留下了丰厚的世界主义遗产。普世理想深刻地塑造了德意志民族对国家身份的认知。
“国家”可以是所有使用德语、传播德意志先进思想文化的地区，也可以是在宗教使命感召下扩张的区域，但唯独缺乏明确的地理和政治界限。
地处自我定义的世界中心位置，西方是经历了罗马帝国荣耀转移的竞争对手，东方是广阔的、有待日耳曼化的征服空间。
帝国的扩张动机与行为在世界主义理想和他者影响下被完全合理化。另一方面，在领导建立德意志帝国前，普鲁士展现出与旧帝国截然不同的国家理想。
普鲁士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东部边区，远离帝国核心区域，一度成为波兰属地，其崛起动力源于保障安全的自强目标。
二、权利扩张
面对强邻环伺和欧陆争霸的局势，普鲁士的权力扩张并非四面出击，而是依靠基于现实考量的地缘战略与结盟关系。
从腓特烈大帝以军事立国，到抓住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扩张机遇，通过两次西里西亚战争强势推动普鲁士崛起。
从先发制人挑起七年战争，到与俄普三次瓜分波兰，以及和欧洲强权展开竞逐，普鲁士遵循的是一条以虔敬主义统一精神、以强大军队武装国家的路线。
基于这种深刻的分歧，在确立身份认同标准的基础上，俾斯麦将国家身份的核心概念定义为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国家。
在领土划分上，俾斯麦首次明确了德国的地理范围，即由北德意志邦联和南德四邦组成的区域。这一界定是普鲁士视野的展现。
在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终于达成了将德意志境内领土完全连成一片的目的，建起以自我为核心的北德意志联邦。这是普鲁士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领土扩张。
从这个角度出发，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后不要求割地赔款、避免羞辱奥地利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解释。
根据俾斯麦的普鲁士思维，国家领土自此实现了理想状态，且与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国家构建方案的领导权这一核心矛盾已经结束。
克制的行为也为日后修复与奥地利的关系预留空间。对于此后俾斯麦挑起普法纠纷、推动南德四邦并入统治版图、拿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德国史学界展开了多种动机论的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俾斯麦在解决对普鲁士扩大统治范围造成威胁的德意志南部分裂势力和法国问题。
控制了从北德通往南部领土的必经通道后，再未展开进一步的扩张。这一点与“大普鲁士”的定位是相符的。
在立国理想上，除了保留遏制法国的基本路线，俾斯麦在定位国家角色时与旧帝国的世界主义理想作了明确的切割，他无意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继承旧帝国理想的国家。
对于新的国家身份核心概念的界定，也展现出鲜明的“大普鲁士”立场。俾斯麦明确放弃以任何形式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全面抑制包括“大德意志”目标在内的所有对外扩张冲动。
他强调俾斯麦，争夺世界霸权不是德意志帝国该做的事情。事实上，相较于此前的历史阶段。
德意志帝国在立国时期所面临的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压力并未有所减弱，但俾斯麦从普鲁士传统路线出发。
对地缘安全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进而限制追求扩张与殖民政策、提升国际声望的努力。西方学者指出，该定位是德意志帝国“苦涩的自我否定”。
正如俾斯麦本人所言，德国必须知足，才能保留和巩固在欧洲体系中的地位。
三、贵族与自由派的脆弱联盟
在调整帝国内部角色定位时，俾斯麦不仅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也面临着内部复杂的分裂与对立态势。
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左派社民党与保守派、自由派的对立，普鲁士控制的北德邦联与南德公国势力的分立，新教地区与天主教地区的冲突，以及德意志人与波兰人的矛盾等。
在他看来，帝国的定位落点不在于扩张，而是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实现发展。对此，俾斯麦围绕“大普鲁士”的定位展开了对帝国内部身份的规划。
具体而言，对于政治体制的安排，俾斯麦排除了西欧国家的议会民主模式，将普鲁士的开明君主制移植到德意志帝国，延续了德意志民族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发展道路。
首先，帝国的宪法基础是1871年5月4日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严格按照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宪法发展而来。
宪法以世袭制形式确立了普鲁士国王对帝国的统治，容克贵族控制了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军队、官僚机构与外交。
俾斯麦作为帝国首相，不用对议会负责，只需在帝国皇帝首肯下制定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这是俾斯麦时代对内部治理秩序最为核心的设计。
即确保了普鲁士容克阶级对帝国的支配和在政治结构中的超然地位。
可以说，俾斯麦对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对各派势力的制衡、以及对反对派的打压，都是在这一核心框架下展开的。
韦勒由此指出，帝国所构建的立宪君主政体是“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其次，立法机关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共同组成。
联邦议会根据联邦州分配议席，普鲁士掌握了最多的席位俾斯麦，在修改、通过法案方面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俾斯麦本人出任联邦议会主席。
作为对自由派的承诺之一，他给予帝国成年男性公民普选权，从而进入帝国议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帝国议会与西欧国家的代议制存在相当程度的出入。
再次，俾斯麦对帝国联邦制的安排也展现出与西方路线的分歧。在机构设置上，俾斯麦一方面确保了中央权力的最高地位。
另一方面，中央对各邦的控制更集中地体现在对北德地区的支配上，南德四邦则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权，巴伐利亚甚至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外交权力。
俾斯麦对南部地区的治理思路更接近1815年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也是帝国“大普鲁士”定位的体现。俾斯麦对帝国内部定位的第二步安排是平衡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冲突。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保守势力与民族主义运动合作、结成暂时性联盟的产物，俾斯麦本人是这种脆弱妥协关系的连接。
对于立国时期的保守派而言，德意志的统一主要由普鲁士推进，而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就，帝国完全有理由普鲁士化、军队化。反之，不应要求帝国转向资产阶级。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wxii2p22
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