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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全新的法律如同惊雷一般，对中国延绵了数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发起了犁庭扫穴式的进攻，蓄妾制这一为害女性的陋习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蓄妾的恶俗
早在民初，有识之士就已提出要废止一夫多妻制。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以及中共早期创始人李大钊、恽代英、李达等，都曾提出过反对纳妾。但当时社会风气之恶，远非二三贤者的倡议所能禁绝的。
民初社会失序，枪、权、钱任有一样，便可随意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做出种种恶事，蓄妾行为主要在军阀、官员、商人、地主等群体中延续下来。就连带头反对纳妾的梁启超先生也逃不过真香定律，犯过荷尔蒙之错。
1900年梁启超远赴檀香山为保皇党作宣传，有一华侨女子何蕙珍爱慕梁启超之才华、人品，主动上门求婚。其时，梁启超已有妻（李蕙仙），便明确地拒绝说，要坚持一夫一妻制。不过梁启超方当盛年，目睹何蕙珍千娇百媚，又岂能一点也不之所动？其在与李蕙仙的信中说“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这次梁启超勉强忍住了，不过三年后没能忍住，1903年纳了一房妾，此女原是梁家婢女，名叫王桂荃。
梁启超与李蕙仙旧照。来源/网络
王桂荃（1886-1968）比梁启超小十三岁，后来为梁启超生了四子二女，分别是梁思永、思忠、思懿（女）、思达、思宁（女）、思礼。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王桂荃便即扶正，她待李氏所出的四个子女如同己出，梁思成兄妹几人对她很感恩。这位善良的老人于1968年病逝，她早年虽是妾的出身，不过解放后已无身份上的顾虑，算得上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妾之中命运较好的。
东北大帅张作霖一贯脸皮较厚，表面上倾向革命，实际上还是封建官僚的老一套，一口气娶了一妻四妾。元配赵夫人死后，大姨太太卢夫人扶正当了正妻，三个妾分别是许夫人、王夫人、寿夫人。张大帅在天津大学演讲时说：“他们说（指责）我有许多姨太太，我哪里肯自己去娶这些姨太太？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给我们，不收又不好意思。”
奉系军阀张作霖。来源/网络
什么不好意思，只不过是张大帅掩饰之词。张作霖一生育有八子六女，只有张学良、张学铭和一个女儿是原配赵氏夫人所出，其余几个子女都是妾室所生。可见张大帅心目中，仍信奉富贵不多生如锦衣夜游的老理儿。
军阀中纳妾行径最恶劣的，当属张宗昌和杨森。
张宗昌有著名的“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不知手下兵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社会传言，有的说十几位，有的说上百位。当时有心人帮他数过，较为准确的数字是二十三位。
四川军阀杨森娶妻纳妾十二人，数量虽不如张宗昌多，花样却新鲜得多。杨森自我吹嘘，时代在进步，纳妾也要跟着进步。他的妾有传统的小脚女人，也有开明的大脚；有目不识丁的，也有上过大学的。
四川军阀杨森。来源/网络
不过先进名号下掩饰的是杨森对女性强烈到恶臭的占有欲，他规定，每个姨太太那里住三夜，轮流来，谁也不能争风吃醋。姨太太日常起居要按军中的规矩，早起、出操、喊口令，美其名曰正规化管理。谁有触犯，则用军法责打之，称之为打“满堂红”。杨家的姨太太们虽然吃穿不愁，但毫无人格尊严。败逃中国台湾后，杨森这个爱好也没改，1972年时他以90岁高龄，又纳了一房小妾张灵凤，可怜张灵凤当时才17岁，许多人暗地里骂他不知廉耻。杨森却没羞地对张群吹嘘说：“妻室中少女很多，我这个人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嘛。”
妾的地位，自清末民初以来，始终没有质的提升。大多数妾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或者是权钱男性的泄欲、装点门面的工具。1928年4月24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说：“做男子的，稍有几个钱，便想讨个小老婆。”1930年7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闲话》亦云：“买卖婚姻，这种只流行于特殊阶级中，试看一般头脑不清楚底富商和权贵，有的想在肉欲上享乐，有的想在脸面上阔绰，便此蓄买了很多姬妾。”
承载了很多人性之恶的蓄妾行为，对女性的伤害是巨大的，妾被随意休弃、毒打甚至杀害的比比皆是。杨森的众多小妾中，曾氏、蔡氏两位就因出轨被杨森枪杀。所以一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蓄妾行为的挞伐，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展开了。
不搞一刀切：新中国婚姻法的人性温情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1950年婚姻法），第二条便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这条规定可谓一声惊雷，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将纳妾视作犯罪行为。
北京街头宣传《婚姻法》的板报。来源/网络
当然，这绝非共产党人心血来潮，强行给社会习惯行为随意搞急刹车。对纳妾行为的纠正，在中共成立早期就已有过探索和实践。
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上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反对买卖妇女……”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这是首次以法律形式向一夫多妻制宣战。虽然后来随着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这一有益尝试遗憾地中止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废止一夫多妻制的努力。
转战至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9年9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再次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再次在有效管辖的区域禁止一夫多妻制。
不过直到此时，中共颁布的一系列会议决议、法律条文、政府命令，都比较笼统模糊，实践性操作性不强。最突出的是，没有如何处置旧纳妾的明确规定。你的法律是现在颁布的，那颁法之前纳的妾算什么呢？
如果都不管，未免有损法令的权威性。如果管，怎么管？一律强制离婚吗？这无疑与现实状况不符合。固然大量妾受到迫害，但也有一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婚。例如一些地主、富农或城镇中官商的妾，已经多年小妾成正妻，在正妻死后接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她们并不愿意离婚；有的年纪较轻的妾则是贫苦无田产的破产农民，对丈夫有强烈的经济依附性，如果要她离婚，脱离丈夫的“魔爪”，她们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直到1946年3月召开的解放区妇女代表大会上，才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经过讨论，大会公布了一个原则，对法律颁布之前纳的妾既往不咎，但今后不许再纳妾。这就给一些家庭留了个余地，能过得下去随其自愿。这种原则，是中共尝试废妾举措的一大进步。
所以说，1950年婚姻法及其操作指导，是中共成立以来二十余年关于保护女权、维护健康婚姻形式一系列探索的总结和确立。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原来的老解放区知情，也适应了这样的原则，并没有太大的震动。新解放地区并不了解，对新婚姻法难免有些议论。
1950年6月16日，新婚姻法颁布一个多月，一些大城市就引发了热烈的议论，相当一部分声音是不解。香港《大公报》这一天刊载了一篇文章《婚姻法的十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婚姻法公布前后的纳妾、重婚、童养媳应采取什么态度。
司法部长史良回答，公布后的绝对禁止，婚姻法颁布前既成事实的纳妾，法律上可以不告不理，如有诉讼，自当依法办理。所谓办理，就是使其离婚。
为了扩大宣传面，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也就这一人民广泛关注的问题，刊载了一篇《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解答：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再次着重强调了不告不理和今后不许的原则，广而告之、广泛推行。
这种不搞一刀切的做法，充满了人文关怀与政策弹性，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废止纳妾随之取得辉煌成绩。
据1953年2月4日《上海日报》的数据，新解放的17个县和10个大城市的离婚率，比1950年1-4月的离婚率有了大幅上升。其中，新解放的17个县，离婚率增加了98%；10个大城市，离婚率增加了75%。这些新增离婚，自然大都是蓄妾家庭发生的。
这些经过法院审理的还只是一部分，实际上还有海量的蓄妾家庭，在法律和社会风气双影响之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离婚。
比如195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运用婚姻法解决婚姻案件的实例》，就记载了一起妾自动脱离旧式婚姻关系的实例。一位叫王淑的三十余岁的女性，原是周某所纳之妾。王淑1937年时在周某的商店里工作，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周某的妾。建国后王淑找到了新工作，周某比王淑大了三十多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王淑不想和周继续生活，听说政府已经有了新法律，便搬出去独自居住，寻找自己的新生活了。
这大概是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蓄妾家庭解除旧式婚姻关系的常态，民气一新，损害女性的旧习俗便迅速被消灭了。
但不免有人会问，普通富人家的妾好办，离了就是了，大官大商家的姨太太呢？
民国姨太太都去哪了
大官大商势力大，按常理说，这些群体带来的阻力肯定不小。但这个阻力，已被人民解放军的铁流摧毁一大部分，许多富豪权贵和军头都在1949年逃到台湾，他们的姨太太也大多数跟着迁到宝岛或国、境外，没有给大陆制造什么麻烦。
比如国民党上将刘峙，此公原在家庭包办之下娶了个妻子杨庄丽。杨庄丽不能生育，主动给刘峙纳了房小妾陈氏，陈氏给刘峙生了六个儿女。杨庄丽性格剽悍，目不识丁，却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刘峙不耐其俗，在重庆时娶了个三房姨太太黄佩芬。
黄佩芬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人也长得漂亮，难得的是能和刘峙患难与共。国民党撤退时，杨庄丽带着陈氏和几个儿女逃到台湾，刘峙则和黄佩芬流落到广州、香港。后来立不住脚，又逃到印尼，在那里躲了几年。黄佩芬虽说是妾，却宛若主母，给刘峙出谋划策、共渡难关。后来刘峙大难不死，逃加台湾，黄佩芬也随他去了台湾。
杨森逃往中国台湾时，姨太太们大多被遗弃。其续妻谭正德留居老家四川广安，孤独地活到1976年以92岁高龄去世。第六妾陈顺容素不为杨森所喜，频被毒打以致精神上受到刺激，解放后病死重庆。第八妾汪德芳与杨森决裂，所生之子也姓汪不姓杨，后来死在乐山。第十妾郑文如生病后被杨森嫌弃，解放后嫁给一位普通工人。
杨森。来源/网络
留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中下级官员，纳妾者为数不是特别多，但因其职位不高，妻妾们的婚姻状况变化，相较高级官员、将军们平和的多。
湖北汉川有一个叫王镇南的人，生于1874年，在辛亥民初时就供职于法律系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安徽省的检察厅长。他娶了一妻两妾，生了三儿三女。正妻何氏和二房冯氏于1942年病故，三房妾沈氏一直活到1983年。
王镇南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继续在人民政府供职，所娶三个妻妾虽然此时只剩三房沈氏，已无离婚的必要，但王家子女尤其是正妻的女儿、二房的儿子，都不承认沈氏的正妻地位，名分问题始终困扰着王家人。
不过政府却已不再纠结这些名分问题。解放初沈氏向政府捐赠出一批财物，说这是王镇南当国民党的官时“剥削所得”，王镇南不同意，两个人争执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的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对王镇南笑道：“你真是老糊涂了，还没你太太开明。”可见在官方看来，这种名义是妾实际上是妻的，便可按妻看待了。
经过1950年婚姻法的荡涤，一夫多妻这个延续数千年的落后制度，数年间几乎消灭殆尽，男人三妻四妾的现象，几年间便成为历史遗迹，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奇迹。到了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改时，直接取消了禁止蓄妾的条文。
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这样解释：“现在，这样的事实（蓄妾）已经不存在，因此就没必要以法律来约束了。”
以下参考资料与本文无关……
1、苏炳添、邓民威、徐泽、梁伟、姜自立、王国杰《新时代中国男子100m短跑：回顾与展望》
2、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
3、刘鸿图口述，江菲记录整理《刘长春: 一个人的奥运会》
4、经盛鸿、经姗姗《抗战往事》
5、李世华编著《体育文化十讲》
END
作
者丨柏舟
编辑 |詹茜卉
校对| 苗祎琦
排版| 薛梦缘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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